内容检索:

文化 > 《楚苑》 > 正文


她在坐地观云——梁鸿研究综述
2019-05-24 17:03:36   来源:   

她在坐地观云——梁鸿研究综述

丁璐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起“非虚构写作计划”,倡导作家走出书斋,以“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并专门设立了非虚构创作专栏,由此引发了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是其中的佼佼者。时隔两年,梁鸿再次出发,用同样的非虚构文本记述散落各地的梁庄子民的生存状态,因此有了再一次的非虚构尝试——《出梁庄记》。

201618,梁鸿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携新作《神圣家族》在京举行作品发布会。《神圣家族》原名《云下吴镇》,连载于2015年的《上海文学》杂志,以梁鸿故乡吴镇中的十二位镇民为原型,利用纯粹的文学笔触展现了城乡结合部居民的生存现状与精神面貌。如果《中国在梁庄》是梁鸿的第一次归来,《出梁庄记》是在第一次重新发现真实故土之后,梁鸿再次出发找寻散落的乡民,去作一个完整的故土拼图,那么《神圣家族》的写作,则是在一个完整的乡村基础上,梁鸿把眼界从村庄扩展到乡镇,完成了再一次的重返。

对一个表现出极大的文学生长力的年轻作家,在其创作欲望处于汹涌勃发之时就作其研究综述似乎为时尚早,尤其《神圣家族》与“梁庄”系列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转向。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梁鸿的文学生长态势似乎有了更多解读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从非虚构实践到构虚尝试,从田野调查式的创作实践到纯文学文本的审美抵达,这不仅展现出梁鸿本身的文学雄心,也让我们更加难以捉摸她的创作风向。因此,在学术界已经为她贴上了“非虚构小说家”、“70后女作家”等似乎已得到广泛认同的标签后,我们有必要对其6年来的研究文本进行一次削骨拔血式的重新厘定、清算和排查。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梁鸿作为一个未曾被经典化且仍然活跃在当前文坛生态的作家,对于梁鸿的研究是完全依托于她的创作文本的,每一次新作品出现,就会引发一轮作品讨论风潮,风潮过去,对于其研究热度就会相对回落,但是在她的三部作品发表间隙,仍然散存着对她的研究文章。截止至《神圣家族》成书,学界已经对梁鸿作品召开了两次大型的讨论会议,一次是刊登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的《<梁庄>讨论会纪要》,一次是在《出梁庄记》发表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的主题为《精神返乡与回不去的“梁庄”》的“梁庄系列”作品研讨会。2015年第6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专门建立了“梁庄”系列评论小辑,这是三次较为集中的《梁庄》评论研究。纵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从时间或者数量上对梁鸿研究生态进行一个定性或者定量的概括,此时做出研究态势的结论或者数量上的统计是无意义的,因此,回归文本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对于梁鸿的研究综述也就从此出发。

一、       梁的“梁庄”:“梁庄”系列作品研究

批评界进入两个“梁庄”文本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非虚构特质研究

一直从事评论工作的梁鸿介入文坛,是一次典型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式的出道方式,《人民文学》发出“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倡导,梁鸿进行了有效的贴合主题的创作实践,并一跃成为“非虚构文学”创作群体中的猛将,因此在《中国在梁庄》发表后,对于梁鸿的研究主要聚焦其作品表现出的强烈的非虚构特质。“非虚构”与“虚构”相对,最早在美国60年代的“新新闻”创作与“非虚构小说”创作风潮中被提及,一直到《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创作之前,这一概念并未进入大陆主流文坛话语。非虚构文学最大的特点即是它的非虚构性,强调文本材料的真实性和纪实性,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梁鸿深入乡村肌理内部,采访具有代表性的乡民,并将采访记录集结成书,以个人生存境地辐射乡村生活的多个方面,并引入自身对国家政策和乡村现状的思考,这是“梁庄”系列的基本写作逻辑。

面对这种具有社会学性质、并在相关理念倡导先行下生产出的特异文本,批评界最先呈现出了对新类型文学产出考量的不同反应。早在20101028日,《文学报》在第三版首先刊载了对梁鸿特殊尝试后的正反两种不同声音。基于梁鸿的评论家身份,黄平把《梁庄》作为一种特殊的论文进行解读,用“实践性对学术生产的拯救”来肯定梁鸿这种田野调查的方式及其所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他认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作品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哀悼层面上,文学的力量过于弱小。李丹梦则认为,《梁庄》所呈现的乡村的“软弱”单线条化,应该更复杂、更有层次性,这才是“文学的角度”。而周立民则认为这种重视理念作用的批评是在遭受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观念的迷幻剂式侵蚀后的认知,他肯定了梁鸿试图与世界建立关系的尝试。刘志荣也表示,从1980年代以后过于强调理念的作用,会让我们过于自信,并会遮蔽活生生的生活。在这里,批评界对于“理念和实践”的关系进行了一次基于梁鸿创作实践上的碰撞。批评界这两种声音首先针对的是梁鸿获取材料的方式,即抛弃文本的理念预设和先验性想象,直接触摸最真的生活面目,并将其原样再现。这种脱离书斋,走向现场的接触世界的方式引起了一部分同属于批评界的学院知识分子的反思,何平在《行动者写作》一文认为,“和我们沉湎书斋的生活相比,梁鸿是‘行动者’,是有能力重组自己世界的人。拒绝被生活裹挟、安排和驯化,而是主动质疑和追问世界的‘理所当然’,反思、批判性地打碎和重建人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厘定自己的位置并安放自己。”在这里,何平为这种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定了性,即这是属于“行动者”的一次“声援”写作,并得到了梁鸿本人的认可,她认为她正在进行的是“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以上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是探讨一种新的类型文学出现后,作家特定的操作方式,具体到非虚构文学,批评界则将其定性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学式的创作实践,这无疑是对非虚构文学外部条件的注解。

在探讨非虚构文学的外部操作方式同时,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探讨梁鸿文本呈现出的“真实”性特质,并对“文学真实”和“现实真实”进行了相关比对。评论者肯定了《梁庄》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到正在发生、存在、变动的生活真实与社会现实,梁艳萍《从写真实到非虚构——湖北报告文学转型与探索的思考》一文谈到《梁庄》时,认为它呈现出了“直面性、纪实性、亲历性、跟随性”。在《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评<中国在梁庄>的成功与不足》一文中,陈建晖认为《梁庄》的出现,“对当前的散文写作有两点启示:一是每个有责任,真正热爱散文事业的写作者必须重新思考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和世界的关系。二是关于‘写真实’的问题。”他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写真实”:“第一要以真实为底色,进行真实的叙事。第二要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在他看来,梁鸿采取的非虚构叙事形态导致了其在“文学想象”即“文学真实”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值得注意的是,陈剑晖涉及到了对《梁庄》文学品质的评判,他认为《梁庄》各章之间过于平均用力,缺乏一个重点和独特的切入点。在语言方面也存在着太老实巴交,不够干净简洁的毛病。王丹蕾在《<梁庄>:“非虚构”如何抵达真实》一文中除了肯定《梁庄》的真实性品质外,还提出正是作者采用的文本架构方式和叙事结构造就了《梁庄》的真实性表达,即“通过独特的访谈式结构以人物现场讲述的方式将干涩的材料自然融入人物、故事之中,注入丰富的情感和切实的生活体验;同时又通过视角的灵活变化,在人物视角和叙事者视角之间适时转化,既达到了“非虚构”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又摆脱了人物角色的局限性,并不失时机得行使表述者的权利,在超越性的视野下穿透‘梁庄’表象的真实,抵达其象征层面的精神真实。”后两篇论文都是基于文本审美层次,对《梁庄》进行了叙事角度、行文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了解构,尽管是为说明其“真实性”表达特质而服务,不过同样肯定了《梁庄》的文学品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涉及到“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时,却没有人有效地厘清“非虚构真实”和“虚构真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的距离等问题。现有的涉及到“真实”问题时,只是着重于《梁庄》表现出来的对于社会现实的复印式反应和非虚构式策略,不曾触及到对文学创作中“真实”真正含义的深入探究。

在非虚构文学成为文坛热点后,对于《梁庄》的研究反而转向了另一个反面:即非虚构文学到底对于文学有着何种意义?《梁庄》对于非虚构文学创作又有何意义,又如何定位《梁庄》的存在价值?相对于虚构的小说,非虚构文学是无力的,“非虚构文学面对‘内在的人’,只能围观,只能‘看’,却不能‘向内转’,进入人物的内心,就此而言,《中国在梁庄》远没《活着》真实。《中国在梁庄》不是敞开式的,而是单向度的,人们常常发现对某一个社会现象只有作者的思考,而没有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这也影响了这部作品对现实的深度思考。”这篇论文在文坛对“非虚构文学”一片叫好时,发现了非虚构创作的局限性:即作者无法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进入文本内部,无法随心所欲地安排人物命运、触摸人物内心,因此导致呈现文本的平面化和单一性。然而“非虚构”创作要求是作者要“在场”、“在时”、“在地”,作品呈现出的是可以亲身触摸到的现实本身,如果再多作要求,无疑是忽视了非虚构创作的游戏规则。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梁鸿和梁庄.应该被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记住。”

(二)乡土叙事研究

除了对于《梁庄》系列非虚构创作形式的外部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梁庄》最大的意义,就是展现了一个当下的真实可感的乡土中国,刨除《梁庄》华丽的新兴创作尝试,《梁庄》可以被放诸中国整个现当代乡土文学谱系中考量。梁鸿是一个天然的归来者,她本身不否认受鲁迅影响,比如结构上典型的“离去—归来—离去”模式,也被称为“归乡”模式。从出走故乡,到回望乡村,最后离梁庄而去,梁鸿典型地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归乡的精神历程。传统的乡土文学写作,一种是鲁迅式的“乡村发现”,以启蒙的眼光将乡村看作是亟须变革的对象,一种是沈从文式的“乡土抒情”,将乡村看作是与城市相对的精神乌托邦。非虚构创作话语下的《中国在梁庄》则是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其中出现的乡村世界已难以精确描述,处于变动中的乡土社会有着多样的品质,因此就有了多样研究话语的出现。

一部分人是站在知识人“乡村回望”、“乡愁情结”的角度研究《梁庄》的乡村叙事模式,这与知识人进入乡村内部的方式有关。刘涛将近年来乡村叙事模式分为三类,分别是“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村,写农村之美,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梁庄》系列被其归类于第一类,强调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描写乡村的凋敝破败、精神危机、矛盾冲突等。这本身说明了在知识人从“乡愁”出发,进入村庄生态内部的过程中,并不会被记忆中的“虚美故乡”而遮蔽。张丽君将“梁庄书写”当作是当代乡土中国最深的“乡愁书写”,他站在成功完成“乡村出逃”的知识分子角度将以“梁庄”为代表的乡村现状定义为“故乡荒芜”。他认为,“梁鸿以她一个人的精神探寻,回答了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自何处去’的这一个极为重要乃至是中心焦点的时代问题。”乐绍池在刊登于《当代作家评论》关于《梁庄》系列的评论小辑的文章《以乡愁为方法——读梁鸿的<出梁庄记>》中提到,在《梁庄》系列中,作为方法的“乡愁”意味着一种写作“野心”,梁鸿采用的是深入个体生存场的“微观观察术”。他进一步提出,作为方法的“乡愁”,绝对不是回复到田园牧歌下的一种情感寄托,而是要恢复对乡村、对土地、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爱。这些文章都提到了“乡愁”对于知识人的驱动作用,然而当“乡愁”成为中国现当代乡土书写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它或许可以演化成多种形式。赵普光在《把根留住》一文中,将鲁迅式的“乡怒”看作是一个城市人对于乡村的外在认知,即使鞭辟入里,他本身也是不了解乡村的。而梁鸿真正做到了“为乡村愁而愁”,是一种设身处地式的“寻根”活动。这篇论文已经涉及到将新时期作家的乡土情绪与现代作家进行比对,将《梁庄》纳入整个现当代乡土书写场中考量,这无疑是肯定了《梁庄》在中国乡土叙事母题下的价值意义。然而当从知识分子本身出发时,批评界仍未能将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愁”叙事进行鸟瞰性的脉络厘清,梁鸿的行动局限在个人选择中的一次美好“外出”,而不曾从整体上的乡土文学建设生态中肯定这种“乡愁”方法的积极意义。

更多的人是潜进文本,去探究《梁庄》系列呈现的乡村本身和中国面貌,梁庄作为当下中国乡村的代表,更多的是被赋予社会学意义上的档案价值,通过一个村的书写来烛照整个中国乡村,出梁庄则是以此发现一个隐形的中国。在《打开一座村庄呈现中国——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一文中,师力斌提到:“‘呈现中国’是两书最显著的用意。《中国在梁庄》从梁鸿故乡农村的社会状况来折射中国。《出梁庄记》以梁庄在全国各地(包括几个外国)打工的农民的经历来呈现中国。两著一内一外,互为犄角,以小见大,辩证统一,构成一‘呈现中国’的大全”。呈现中国为了阐释中国,在发现新的中国经验后,对此作出贴合当下现实的反应。这篇论文将梁庄作为一个窗口,来展现新时期下中国经验的新型书写,并认为这两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一种新型的理论对照。“它们对社会学理论形成了强有力的对话关系,对社会学理论构成‘威胁’”。梁庄,可以被看做是中国乡村的一份“活档案”。当将梁庄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村庄考量后,评论届首先对当下乡村生态进行了定位。他们敏锐地发现,乡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蓬勃的废墟村庄”,除了人的失落、建筑的坍塌、经济的凋敝之外,整个乡村精神文化也随之衰落,乡土的消失,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乡土叙事中的基本逻辑。当面对如此震荡的乡村现实,批评界将目光投向了乡村生活主体:农民的命运,他们可以分为乡村留守者和乡村出逃者。在《追寻中国新农民的精神归属—简析“梁庄系列”作品中的人物群像》一文中,李哲对中国农民的精神归属问题作出了探讨,乡土中国的内部生态正在进行转型,农民正在经历着传统氏族关系崩塌,归属感沦丧的现状,并且在同时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他们的表情和命运与他们依托的故土一样,正经历着黄昏,“他们像衰枯速度极快的落叶,成了被大地抛弃的孩子。”评论界以为,在梁鸿笔下,无论是梁庄留守者还是出梁庄者,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精神危机都呈现出了一种岌岌可危的病象,都和他们归属的破败乡村一起,成为中国社会难以忽视的伤口。

整体而言,学界从乡土叙事角度切入《梁庄》系列作品的研究仍不够深入,他们往往关注《梁庄》对当下中国“真实性”的再现意义,在社会学思维下将《梁庄》纳入整个乡村建设的考察文本,或是局限于“知识话语”对于“底层话语”的“介入”作用,却忽视了知识分子自身建设问题,总之,对《梁庄》系列作品在整个乡土文学谱系中的定位仍然需要一个鸟瞰性、综合性的考量。

(三)女性视域研究

部分研究者基于梁鸿的女作家身份,将其纳入新世纪女性文学整体中进行女性视域下的观照研究。

90年代陈染式的“私人生活”“私人空间”再到梁鸿式的“走向田野”“公共话语”,“这种变化被批评家们总结为由‘闺房’到‘旷野’,由‘个人’到‘社会’的转型。”梁鸿的非虚构写作被认为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新成就。当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非虚构文体的开放性为女性写作如何摆脱‘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提供了发展方向”梁鸿直接跳过了“我的世界”,直接书写“我眼中的世界”,“‘我的故乡’‘我的村庄’是《梁庄》写作的起点,终点则是‘我眼中的乡村世界’‘我眼中的乡土中国’,--梁庄的一切是‘我’的,但更是‘我们’的”。张莉的论述肯定了梁鸿在女性文体建设中的功绩,她书写中国的创作实践,作出了对个人言说、知识分子观念乃至宏大叙事这些原本被认为和女性书写相悖的东西的有效探索。她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上的《非虚构写作潮中的女性力量》一文不仅言明非虚构写作方式为女性文学如何书写现实提供了新思路,还肯定了以梁鸿为代表的女作家对于当下非虚构文学相关问题建设、实践、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地域视野相交叉,作为新世纪出现的有社会情怀的河南女性作家,梁鸿同样被认为参与了新乡土世界的美学建构,“河南女作家从文学角度表达了介入社会现实的姿态,也隐含着重建新的乡土社会的期盼。”。梁鸿突出的女性视角还表现在她多关注社会生态中的女性命运,《出梁庄记》就写了一个真实的忽视自己女性特质而不断压榨自身劳动力的“强者”云姐,《三农纪实文学的女性视角与情怀》一文认为这个“70”后打工姐已经理所当然把自己当成“老太婆”,为了家人而活,而从不会去想自己作为女人还有什么应该享受的生活乐趣,自己的未来和归宿在哪里。《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运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乡村留守妇女的生理压抑和精神压抑,“呼愁”与“哀痛”成为梁鸿最直接的女性情绪。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对梁鸿《梁庄》系列作品的文本研究中,学界对于其女性特质的探讨明显不如对它作品的外部骨架——非虚构形式,内部血肉——乡村叙事来的充分而多样。我们很难定义这种研究现状的好坏,这涉及到更大的讨论主题:女性文学是否是个伪命题?女性作家的创作是否有资格或者有足够的共性单独进入到研究视域。

二、       鸿的“海红”:《神圣家族》研究

 海红是梁鸿新作《神圣家族》中有着明显自传色彩的人物,她有着明晰的人物成长史。正是由于文本的外部形式表现出了鲜明的非虚构特质,尽管其内核是文学性质的,《梁庄》系列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乡土档案而被纳入整个乡村建设的文本参考体系。2015年,梁鸿最初以《云下吴镇》之名在《上海文学》上连载新作,用12个故事书写了吴镇生命群体的命运。当书斋知识话语将她定义为伏案写作的理论研究者时,她却选择脱离书斋,走向现场,于是她从“学者”变成了“非虚构作家”。当文学批评界默认她为非虚构创作的猛将时,她却抛弃了非虚构创作形式,完成了文学的向内转,写出了纯文学文本《云下吴镇》,并在20161月以《神圣家族》之名出版。这两次转身进入到批评视野,作为对象的梁鸿也产生了几重分身,因此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因为距离文本生产时间过近,批评界需要更多的反应时间,目前关于《神圣家族》的研究论文出现数量较少,仅以代表性的两篇论文作为比较,考察研究者对文本的不同进入方式。一篇是《人民日报》文艺理论评论室主任刘琼发表于《文学报》20151119日第018版的《从梁庄到吴镇的梁鸿》(以下简称《从》),一篇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发表于2016年第一期《上海文学》上的《一朵发光的云下兀自生长的“吴镇”》(以下简称《一》)。两篇论文在探讨吴镇之前,全都选择了回到梁庄,进一步确立《梁庄》系列的文本价值。《从》一开始就指出两个“梁庄”冒犯了中国作家书写的某些经验,首先是冒犯了非虚构的叙事真实原则,她认为《梁庄》并不是极尽真实的,而是经过了作者的文学性添加,违背了非虚构创作的真实性要求。第二是冒犯了乡土中国的牧歌化审美惯性。“走出乡村的梁鸿,重新审看乡村社会,既投射不可避免的乡土情感,又不回避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旁观者看来,梁鸿的梁庄具有了相对客观的价值。”第三是冒犯了职业化写作对于现实人生的隔膜和冷漠态度。“这是梁鸿寻见的写作的意义,两个‘梁庄’的成功,也是‘为人生’的文艺观的成功。”刘琼重新从非虚构写作角度、乡土叙事角度和文艺观点角度于两个“梁庄”的文本潜在价值进行了再次确认。《一》则是在论文的上半部分将作家梁鸿与论文作者关于《梁庄》系列的对话直接呈现出来,并在其中插入了评论者补记,以此当成是《神圣家族》的写作前史。在这段未完成的对话中,何平和梁鸿分别探讨了《梁庄》写作动因、叙述形态、知识人情绪、乡土呈现效果、文学定性等问题,并且在补记中进行了概念性的补充说明。

当涉及到《神圣家族》的文本解读时,两篇论文都认为梁鸿作出了有效的文学转向,从非虚构到虚构,展现了她的文学雄心。刘琼认为《神圣家族》是一种局限写作,是在对写作对象生存环境进行了刻意限定后的特定写作,从《梁庄》到《神圣家族》,梁鸿在持续地发掘自己的局限写作能力。何平将这种局限写作具体定位到“小镇叙事”模式上——人物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到一个小小的吴镇里,“小镇书写”是世界范围内作家的共同体验,包括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鲁迅的“未庄”、“鲁镇”等,他提出,与梁鸿进入文本方式最接近的应该是同样来自中原的现代作家师陀的《果园城记》,并将二者进行了人物形象、写作意图等方面的对比。由此得出在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格局中,梁鸿重新激活了“列传”之于短篇小说的文类溯源意义,也就是《史记》式的“为人作传”的人物书写模式。刘琼认为,《神圣家族》按照主要人物身份,可以分为小知识分子群体和乡镇里有故事的人物,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小知识分子形象,小知识分子的失败命运暗示了悲剧性的乡村现状。《一》一文同样提到了小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的,作家这样写的目的是在于用个人失败的奋斗史来观照“城之衰”。除了“小镇叙事”模式之外,何平认为《神圣家族》的文学特征还表现在梁鸿采用的“速写体”的描写方式,通过瞬间的立时的生活片段的采撷还原生活面目,一切宏大的悲喜故事都消融正在进行的生活现场本身。从“梁庄”中的梁鸿到“吴镇”里的海虹,梁鸿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可考的身份。

《神圣家族》意味着梁鸿从文学的外部关系转向了内部关系,上述两篇论文都肯定了这种转向尝试的成功,但批评界对梁鸿的文学雄心是否给予好评,或者对其作品的文学特性是否给予确立,这一切都只能等着更多的研究文本的出现,告诉我们最终答案。

三、       谁的梁鸿:梁鸿研究新空间

      梁鸿之所以进入研究话语,更多是因为我们发现梁鸿本身存在着复杂的多义性,尤其《梁庄》系列和《神圣家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品质。梁鸿的个人身份也难以一个或几个标签来定位,从职业上来说,她可以是学者、作家;从创作类型来说,她可以是非虚构作家,也可以是虚构作家;从创作体裁来说,她既写作散文,又创作小说;从性别角度,她可以被纳入整个女性叙事的图谱;从地域角度,她又是有着众多生力军的河南作家群的一员;从文学谱系来言,她写的是乡土文学,同时也涉及到了农民挣扎着的城市;从文学理念来言,她践行的是“为人生”的创作观,《神圣家族》里的一些具有魔化现实主义色彩的文本似乎也意味着她并没有放弃“为艺术”的创作追求……

        正是因为梁鸿无法定位,所以梁鸿研究才有了多种角度的切入。目前学界多以她的创作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有人开始研究她作为学者身份时的批评文本,比如这篇《理性与灵光——简谈梁鸿的文学批评》。从整体上来说,梁鸿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非虚构创作生态、乡土叙事谱系、女性叙事版图这些总括性母题的构建、扩大、完善提供了有益帮助。但是梁鸿研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比如《神圣家族》文学品质研究,《梁庄》、《神圣家族》比较研究等等。然而,摆在学界眼前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梁鸿能否成为一个可以被经典化的作家?如何可以,那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与研究对象相隔太近,当代批评的矛盾也就在于此:我们在构建批评史,却在同时妄图概括批评史。不过我们仍然能作出如此结论:当前新世纪文学的写作生态处于不断地变动过程中,学界也在进行持续的批评理念更新,梁鸿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关于《梁庄》、《神圣家族》的批评文本仍然值得去继续建构甚至重新建构。

 

 

 

 

上一篇:身在情长在 严正冬
下一篇:唐人街

分享到: 收藏